《士人与战国格局：战国卷》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士人与战国格局》通过“士”这个战国时期的特殊人物群体，来反映他们作为我国古代批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从孔子设帐授徒为战国时代奠定了广泛的人才基础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的士人们或指导社会改革；或参与兼并战争；或通过诸子争鸣，留下宝贵精神遗产；或作为传统中国“社会良心”的体现者，都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仪态万方的战国士人的风采，及对社会历史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时至今日，虽然“士”的传统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因此，它所投射的意义也是现代的。
《名将世家与秦帝国的兴亡：秦代卷》全书选取名将世家为切入点来探索秦帝国兴亡的历史轨迹，深入细致地描述了王氏家族、蒙氏家族、李氏家族等名将世家，并对其生存的文化土壤进行分析，揭示了秦帝国尚武精神产生的原因、发展演变，秦统一前后的政治措施与其文化特质间的内在联系，并指出秦人所造就的“英雄时代”，是以惨重的文化牺牲为代价的，而这些驰骋疆场、战功卓著的名将，并未能阻挡秦帝国走向衰亡。作者通过军事成功与文化薄弱的对比来论述秦史，使读者得以重新认识秦帝国独特的精神文化，进而思考个人与社会、国家与文化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
《游侠与汉代社会:汉代卷》汉王朝是中国第二个君主专制王朝，基于秦的高压统治也是为了更有效地维持政权，高祖刘邦分封同宗到各地为王，中国某种程度上再次恢复到东周时代的分封制。正因如此，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促使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而光焰万丈的群体的出现，这就是游侠。任侠之风兴于战国，盛于秦汉，此时，宗教势力尚微，儒家地位不稳，中国人的血性的光芒和豪迈的风格展露无遗，后世的盛唐亦不能超越。这一时期正是游侠大放异彩的时期，纵观两汉，有史记载的种种游侠达到数百位之多。汉代游侠发展和演变的轨迹，也正显示了帝制早期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变迁。
《可汗的子孙与魏晋乱世:魏晋南北朝卷》280年西晋灭吴，完成中国统一，仅36年后，前赵灭晋，晋王室携百姓南渡长江，中国再次陷入大分裂时代。此后北方内迁中原的诸族：匈奴、鲜卑、羯、氐等纷纷建立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又称五胡乱华。大分裂伴随着大融合，在这一时期，北方诸族与中原人混同一地，彼此影响。至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南迁都城到洛阳，从上到下全面向汉文明靠拢，民族大融合达到*。北方可汗的后代渐渐湮没在中原的茫茫人海中，北方胡族也在中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而中国也即将迎来下一个大一统时期。
《女性与盛唐气象:唐代卷 》 隋唐时期，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它是从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动乱时刻，到宋代乃至明清中国文化精细化的一个过渡时代。《女性与盛唐气象》以隋唐女性为引子贯穿盛世主题的长卷，娓娓道出了隋唐这个“胡风汉俗万象融”的时代。从上层贵妇频频露面于政治舞台，到女道士、女侠客、女学士和那些娼妓活跃于社会舞台，在这些浓缩了风风雨雨、夏炎秋凉的茎纹中，反映了时代的巨大变迁。326年的漫长隋唐历史和大小20多位皇帝的善恶事迹，犹如一轮又一轮从生到死的循环轨迹，跃然纸上。不仅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还渗透着强烈的当代意识与哲学意识。
《大宋文臣:宋代卷》全书以宋代一批重要文臣的生平事迹为线索，勾画出两宋300多年的社会风貌，从赵普到王安石，从寇准到文天祥，他们为解决积贫积弱的忧患献策献力，为层出不穷的边患痛心疾首，甚至投笔从戎，另一方面他们又为改革、和战等聚讼争执，卷入持续一个半世纪的党争，错失无数次改革良机。纵观两宋历史，君主把大批知识分子送上政治舞台，并未带来民族的凝聚和国家的富强，却产生了更多的争吵、更弱的国势，借此巧妙回答了文臣受重用是兴邦还是误国的千古追问，这不但体现了作者对宋代文臣的激赏与惋惜，同时也为现代人的人生抉择提供了诸多启示。
《天师、帝师与元帝国:元代卷》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有元一代始终贯穿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锋。蒙古统治者赋予了宗教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自成吉思汗始，全真教、天师道、佛教，交替在国家的政治动向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天师道和藏传佛教的宗教*袖，更名正言顺地被元帝册封为“天师”与“帝师”。蒙古人原本信仰的萨满教和中原大众所崇信的儒家思想，在这个时代都备受打压。历任元朝帝王虽然都接受了一定程度的儒学教育，但在实际的政治统治中，仍然不得不仰仗着宗教势力控制极其辽阔的疆域，而就在中原文化的不适应症中、在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的摇摆不定中、在诸多势力的无法平衡中，元帝国迅速地走向了分崩离析，元顺帝带*部众仓皇而去，并终全面撤回到长城以北。
《大明天子与大明帝国:明代卷》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年届不惑的朱元璋终于踌躇满志地坐在了帝榻之上，但他肯定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子孙们竟是如此地有负祖望，一代不如一代。本书以明朝帝王为引线，通过天子个人命运的悲欢离合来揭示明朝各个时期社会的演变。从朱元璋立国，到“靖难之役”和“英宗北狩”的悲剧性事件，再到明武宗、神宗、光宗的纵情声色，直至崇祯皇帝登场后明朝降下帷幕。君权与阁权玉石俱焚，而宦官却不知不觉地超越了相权和皇权。这样，明朝的决策机器便几乎停止不转，明代的政治也就走到了穷途末路。
《言官与康乾政治:清代卷》1644年，一个拥有强健体魄的民族开始了纵马弯弓的时代，以儒家功利观所追求的“大一统”而言，清代是值得骄傲的。然而，通过言官所表征的士大夫的心路历程时，确有一种悲凉而又悲哀的强烈感觉。《言官与康乾政治》将视点对准在官僚大臣身上，通过对这一时期言官身世沉浮的展现，详细解读了这个既振奋也悲哀的“戮心”的朝代。雍正对理学名臣的迫害，乾隆厉禁讲学，丑化道学先生的种种行径，如此种种，都在摧折士大夫以道自重、傲视王侯的精神支柱。作者以宏观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历史，跳出历史的局限来反思历史，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见解。
《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晚清卷》至晚清，经过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清王朝的中央*威大大衰落，权力重心逐渐向地方督抚倾斜，不仅增加了汉人督抚的数量，而且形成了督抚专制的新体制，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势力逐渐膨胀的督抚们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晚清政局。《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以晚清督抚这个社会阶层为视点，通过清督抚权力结构的变化及其对政局的影响，勾勒出晚清从开关到中兴，再到覆亡的历史过程。在推进近代化的过程中，督抚们既无法超越纲常名教，也不能割舍既得利益，因而在情感与理性的冲突中，左支右绌，左顾右盼，尽管步履蹒跚地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因阶级的局限，他们终将无法成为称职的近代化*导者群体，而逆转时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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